李东昇自题《治印诗》

视刀为笔寻梦间，

盈寸之地做美田。

精心雕琢四十载，

心随意转竟前贤。

“印”，又名“印章”，古称“玺”，是我国书法和雕刻相结合的独有艺术门类。古代典籍中关于印的最早记载见于《周礼》：“货贿用玺节。”这个“玺节”就是后世所称的印章。

先秦印章：源于劳动工具

古玺起源于劳动工具——印模。河南舞阳“贾湖遗址”出土的“十”字契刻原始文字陶模，是我国玺印滥觞期的代表作。最早的印刷术得到了印模的启示而形成。古人云：“古有印模拓印，用以传道先人之法；钤着痕迹谓之印，深擦谓之刷；深擦而使痕迹着于纸帛之上，谓之印刷”。原始社会的玺印主要用于陶器的生产上，“龙山文化”出土的陶器上的同文印迹说明了夏代已在陶器上使用玺印了。《后汉书·祭祀志》记载：“自五帝始有书契。至于三王，俗化雕文，诈伪渐兴，始有印玺，以检奸萌。”

玺印起初只是作为商业上交流货物时的凭证，夏商周三代以后，“印者，信也”，玺印已成为权力的象征与凭信。那时，官员以佩玺来显现自己的权力和身份；政权信函往来，则在封口的泥块上用玺钤印，以防人偷看。20世纪30年代中期有三方青铜“商玺”(瞿甲玺、亚禽氏玺、奇文玺)出现，当代考古学者徐畅考证后认为，它们是商代武丁到祖庚朝诸侯的权力信物，这说明我国最古的史书《尚书》大传所载：商“汤以印与伊尹”一事，完全是事实。

春秋战国时期，由于经济、政治的发展，手工业渐趋发达，玺印的用途逐渐扩大，被广泛使用于公文、财物、仓库等封检，作为吉祥或辟邪之物的佩戴，或作为伴随墓主的殉葬以及公用财物、器物、牲畜的烙钤等等。

这个时期还无印章一词之说，上自天子，下至庶民所佩的印章都称玺。邓散木在《篆刻学》中讲道：“(玺印)大者数寸，小者才至累黍，自天子以至庶民，所佩所执者，皆得称玺，质之金玉，纽之龙虎，亦各惟其所好。”

这一时期的古玺有官玺、私玺、图像玺等。官玺多为铜质，白文凿铸，朱文较少，其文字为大篆。印面大约在2至3厘米左右见方(偶有长方)，多为鼻纽，少数为柱、亭等纽。私玺，以姓名印为主，一般约1至2厘米见方。朱文私玺往往是宽边细文，白文私玺则多加厚边框。春秋战国亦出现不少的图像玺，主要刻铸人物、飞禽、走兽等图案和几何纹饰的图像，具有禳灾祈福与玩赏之功用。春秋战国古玺使用的是诸侯各国的文字，同一文字的写法往往各异，但从笔法上看，却刚劲有力、生动活泼。

秦汉印章：天子独称玺

“六王毕，四海一。”公元前221年，秦始皇统一中国，创建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帝国。为了维护“大一统”的体制，秦代官印与战国官玺明显不同，东汉卫宏《汉旧仪》中说：“自秦以来，天子独称玺，又以玉，群臣莫敢用也。”玺只有皇帝独享，其它用印通称“印”或“章”。此后印章成了权力的象征，对于佩戴印章，尤其是官印，有了严格的等级区分，按官职大小、俸禄多少来决定印章的大小、质地、绶带及颜色等。

汉代是印章艺术发展成熟的鼎盛时期。汉官印分铸印、凿印两种，一般文官多用铸印，只有将军印和给少数民族的官印多为凿刻。将军章是汉印中一种风格独特的印章，它是在预制的金属印坯上击凿印文，这是由于军事活动频繁，武将调遣大多因军情紧急而必须立即拜封，印章便只能仓促凿成。明朝的甘旸在《印章集说》中言：“凿印以锤凿成文，亦曰镌，成之甚速……名曰‘急就章’军中急于拜封，故多凿之，以利于便”。将军用“急就章”，官职高的两凿成文，印章比较规整，官职低的一凿成文，简单随意。

随着道教的流行，汉代还有一种刻有“黄神越章”、“天帝神师”、“黄神之印”等道教用词语的印章，为道家和信教者随身携带，作为辟邪降魔、消除灾难之用，被称为“厌胜印”。晋代葛洪所著《抱朴子·登涉篇》中载：“古之人入山者，皆佩黄神越章之印，其广四寸，其字一百二十，以封泥着所住之四方各百步，则虎狼不敢近其内也。”

魏晋印章大多延续汉印的形式与格调，官印大致和汉官印相同。但制作上凿印多于铸印，印钮有龟、驼、鼻等形制，工艺不及汉印精美。魏晋时由于封赠给少数民族的官印较多，为了使民族怀柔归顺，都在印首冠以“魏”、“晋”字样。在封赠时多较仓促紧迫，故以凿刻为主，因此形成了独特的凿印风格。

隋唐官印：佩戴变匣装

隋代由于纸张在政府公文等方面的普遍使用，公印不再局限于简牍上所能取得的狭小平面，于是印的边长从2.3厘米左右(秦汉一寸)猛然增大到5.4厘米左右(约合隋二寸)。由于印体加大，公印不像秦汉时期那样刊刻职官名发给官吏本人佩戴，而是转为发给以官吏为代表的官署，完成了由职官印向官署印的转变。公印不再佩戴而变为匣装，置诸衙署。

武则天时因觉得“玺”与“死”近音(也有说法是与“息”同音)，遂改称为“宝”。唐至清沿旧制而“玺”“宝”并用。唐宋时期印章的凭信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，为了使钤盖在纸、帛文书上的印记更加清晰可识，官私印均大量采用朱文形式，以求其清楚、醒目。隋唐官印尚线条流动，到了宋、金时代，形成了一种以小篆文字为基础而一概笔画折叠盘曲之法的“九叠文”入印，形成了过分夸张和变形的官印样式。自宋代开始，还形成了一种以个人名号花写而制成的“花押印”，目的是使他人对自己的签押凭信不易模仿

由于唐、宋时期书画艺术的发展，不少名家把印章用于书画，出现了收藏鉴赏印。诗人陆龟蒙在《戏题袭美书印囊》诗中说：“鹊衔龟顾妙无余，不爱封侯爱石渠。应笑休文过万卷，至今谁道沈家书。”他认为印章艺术的妙趣，胜过沈约的书。从此以后，印章的用途，开始由实用走向了艺术的道路。

两宋时期，与中原汉族政权对峙的皆为少数民族政权，在相互征战的过程中，印章也出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。靖康之难后，宋朝官员仓皇南渡，印信多有遗失。南宋又重铸公印，不过在印文前“加‘行在’二字，或冠年号以别新旧”(《宋史·舆服志》)。而在金建国之初，则使用征辽伐宋过程中掠去的辽、宋官印。正隆元年，海陵王改革金朝官印，追缴袭用之辽、宋旧印。金朝末年战事频繁，只好扩大军队，增设军官，致使同一军职和同级军事机构的公印数量激增，同一名称公印只好按顺序编号。编号有两个系统，即五行系统和千字文系统。

明清印章：私印文人化

元朝的公印有汉文印和八思巴文印两类。前者用于八思巴文颁行以前的元代早期。至元六年(1269年)，忽必烈命令国师八思巴创立拼音文字——八思巴文，即所谓“蒙古新字”，以后汉文公印就越来越少了，元八思巴文公印的一大特点就是背款皆为汉字。元代以前多用铜、银、金、玉、琉璃等为印材，后有牙、角、木、水晶等，因质地太硬，普通刻刀不能刻之成文，只得写好篆书后请工匠来刻。元朝篆刻名家王冕用花乳石刻印，花乳石质地细软，容易雕刻，从此士大夫纷纷仿效，学制古篆印章，为明清篆刻艺术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。

明代内阁印用玉箸文银印，直钮，方一寸七分，厚六分；将军印用柳叶文，平羌、平蛮、征西、镇朔等将军印用螭鼎文，皆银印虎钮，方三寸三分，厚九分；其余百官印都用九叠文，铜印直钮。明代直钮已由两宋长方形板状钮变为上小下大的椭圆柱状，加高到8厘米左右，形成后世俗称的“印把子”。明末农民起义军首领李自成之父名“印”，为避讳，其时，官印均不可称“印”，而于印末刻“符”、“契”、“信”、“记”等字。清代百官印等级区分十分严格，印章普遍有所增大。最常见的是汉满文对照同时出现在印面上，这也是清公印的一大特点。

明清私印最主要的特点是“文人化”，印材以石料所作为多，一改以前主要靠印工制印的局面，印文主要由书画家亲自提刀，一般文人、书画家几乎无不喜欢用印、藏印。中国书画所谓“四绝”，即诗、书、画、印四位一体的模式在明代愈益兴盛起来，四者相互渗透，相互滋养，印章常常成为文人写意画和书法作品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。

明末清初更是形成了印学的几个主要流派，分别是皖派、浙派、莆田派和云间派。到了清代有印社出现，比较著名的是西泠印社、乐石社和龙渊社。齐白石先生以画好而闻名天下，但他却说：我最满意的，一是我的诗，二是我的印，三是我的书，四才是我的画。

东昇先生刻章中

    李东昇先生自幼酷爱书法、篆刻艺术。从三岁起就在祖父的指导下开始学习书法，十三岁拜师赵朴初大师门下，又先后得到萧劳、雪祁、周而復等老一辈书法家的指导与帮助。几十年来，在恩师教诲和自己执着钻研之下，遍临天下名碑名帖，书法艺术造诣日深，综合颜鲁公的遒劲，柳公权的筋骨，二王的流畅潇洒，怀素、张旭的奔放和潘龄皋的秀美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书写风格。东昇先生的作品曾在国内外展出，受到了同行们的赞誉与好评，多幅作品作为贺礼赠与国际友人。特别是微书作品响誉海外，堪称一绝。东昇视书法为终生伴侣，希望与各界同仁共勉。